陈维建：文人是花，农民是草。文人绽放在黄金的圣殿，农民俯仰在宽广的民间。
贾平凹出了一本书叫《我是农民》，这是一半的实话实说，就把秀做尽了。贾，不已经是所谓的厅局级干部吗？难道他会到地间田头开什么会不成？
其实"我是农民"这句话很平常，也没有什么意义，中国有多少农民啊！只是由一个名气挺大的作家讲出来就不得了，仿佛贾平凹一是"农民"，这农民就提高了规格、提高了级别似的，连什么厅什么局的什么作协主席都自己说是农民，那这农民可真了不得，农民也不是好当的呵......
住在城里，坐高级的车、开高级的会、抽高级的烟，还乍乎什么"我是农民"啊！
我倒想起了一个真正在乡村写作，并且写出了举世罕匹的杰作的农民：福克纳。一对比福克纳，你就知道贾平凹是个"伪农民"，当然或许贾对农民还是有感情的。
福克纳成名后懒于各种文学，他的理由是："我不是文人，我是个农民。"美国总统肯尼迪邀请他去白宫参加宴会，福克纳回信说："为了吃饭去白宫实在太远了。我年迈体衰，不能长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饭。"
我真不知道福克纳是不是什么厅什么局的什么干部，当然更不知道他这样的老头子在中国能够被评为几级作家。我只知道福克纳与他的文学成为了一个民族的不竭的资源，他让一个小镇成为一处圣地。我知道许多外国的大作家也种点地的，但中国呢，除了陶渊明与苏东坡，还有谁呢？......
记者：似乎现在有个写《一个人的村庄》的刘亮程？
陈维建：他笔下的农民形象与牲口是一样的，是土地与青草的奴隶，我们看不到抗争。我上班的地点在经五路上，是一条没有交通灯的路，但是在南端的某处却有个监视器，不小心你是很难发现的。你往下看，就看到一个小门上有几个字：人民群众来访接待室。哦，这是来监视人民群众的。人民群众呢，多数是农民，也不知是来自哪里，反正是各地的农村了。他们就在这个信访局的门口（这里还有个派出所的牌子），或坐或卧，目光呆滞、神形疲惫，或三五成群，或孤独抽烟，都是黑黑的，穿得破破烂烂的。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他们是捡垃圾的呢。有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搬来一些个砖块，就地支起个炉子，可能是烧饭吧。有些的恐怕是要长期在这里"住"下去的。他们都是中年以上的人，他们不会有羞耻感的，因为他们带来的是无穷的冤屈。有的人就用红漆在衣服上写着大大的冤字，有的人则把他的冤屈写在一大块白布上，支在三轮车推着沉重的冤屈漫无目的地走着。有时候我去席殊书屋，去快餐店吃饭，总是要经过他们，经过这些农民父兄的脚跟前。像经过刀锋，像经过无穷的责询。但我不是官，我现在只能被说成一个小文人，我没有鲁迅那样的力量，我也没有多少钱，我帮助不了他们。有谁甘愿放着幸福安宁的日子不过，大老远跑到省会，睡在冰冷的街头，睡在饭店的泔水旁边，睡在垃圾站的臭气里呢？有谁会放着甜美的饭菜不吃，而跑到这个省城来消费一碗一块钱的卤面呢？有谁不想光光鲜鲜地在家里呼吸着村庄里清新的空气，而在都市繁华的街头蓬头垢面任由风吹日晒呢？而信访室的门却总是紧闭着的，这些投靠无门的人啊，他们都是谁？他们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夏天还好一点，那冬天，下雪了呢？我想不出，除了交通路口，这城市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监视器，还有什么地方会有监视器，我想不出。那监视器后边的眼睛是一双什么样的眼睛？是谁？
记者：你是空有想法，无可奈何，是不是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法把知识与行动很好地结合起来而徒生苦恼呢？你以为问题出在哪里？
陈维建：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往往是一种人生经验。国学大师钱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如《论语》开首即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由孔子观察日常人生，及其切实践履所获得之亲身经验之一种记录。......若欲领悟此中滋味，亦必得投身于此实际生活中，亲身有此一番实际体验，才能印证其说。因此中国人讲学问，恒以"知行"两字并重。无论说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云云，均将知与行两项连在一起说。......
中国的文化不成体系，乃是因为中国人不习惯从知识到知识建构知识体系。知行是合一的。所以中国也有一套求知方法，重点就是"自修"。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还在"知"之前呢。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就很重视"行"与"知"的结合，不但有"行知"之名，还亲自办学，普及教育，提倡平民教育的理念，可以说得了孔子的薪火真传。
这就是中国的优良传统，讲究知识的实用性。这是需要继承的。
记者：你说的是教育？
陈维建：是的。鲁迅在1925年应《京报副刊》的征求作的《青年必读书》中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印度外——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段著名的议论在今天看来还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许多中国青年人看中国书是死读书、读死书，乃至读书死，"与实人生离开"。殊不知"实践出真知"，"最要紧的是‘行'"，行者才是活人。
记者：中国文化不是有许多关于"知行"的东西吗？何以鲁迅又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呢？
陈维建：问题出在中国人好纸上谈兵，知道应该去做、口口声声说要做，却总是"言"而不"行"。这两天我正在看一本叫《费希特：行动的呐喊》（洪汉鼎著）的书，其中引有费希特的两段话颇有意思：
"我寄望于行动，行动也属于人类完善的计划之列。站在那里抱怨人类堕落，而不动手去减少它，那是女人的态度。不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变得更好，就进行惩罚和挖苦，那是不友好的态度。行动！行动！——这就是我们生存的目的。"（《论学者的使命》）
"不仅要认识，而且要按照认识而行动，这就是你的使命。你在这里生存，不是为了对你自己作无聊的冥想，或为了对虔诚感作深刻的思考——不，你在这里生存，是为了行动，你的行动，也只有你的行动，才决定你的价值。"（《人的使命》）
费希特认为康德的哲学精神就是人的主体性，他接过康德的理想，发展了康德的哲学，使自己的哲学成为一种行动哲学。这是我们当前许多青年人应当注意和了解的，但是这种有益的哲学却没有几个人注意到它。
许多青年人是意识到"人的主体性"的，所以"自我"的概念被广泛地标榜、引申、招摇着。如果说"主体性"的觉醒（认识）是一个进步，那么觉醒之后的迷茫无为则是另一种丧失，不知怎么干。我们所说的"干"就是费希特说的"行动"。思想不付诸行动，那么思想将毫无意义。
行动才具有真正的变革意义。
我们都在小学时读过寒号鸟的寓言。寒号鸟的哲学是什么呢？"明天就垒窝"的"明天行动哲学"。它寄希望于"明天"，而"明天"总是在"明天"，"明天"总与人有一步之遥，却是永远无法抵达的"远方"。海子诗云：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不能因为"明天会更好"而等待，直到被渺茫的希望冻死。
我想起了鲁迅。早期的他的启蒙思想是带有明显的"明天"意味的，还有点形而上学的感觉。他期待着"没有吃过人的孩子"的出现。但到后来他发现"人"非但没有觉醒，反而更在"明天"里边睡得更沉。晚期的他选择了杂文——一种现在时（在场）的短兵相接式的行动。也就因为了鲁迅的"独战"才触动了中华民族沉睡着的"灵魂"，同时这也完善了鲁迅自身。
行动是完善自身的唯一途径。"我不愿只是想，我一定要去干。我只有一个激情、只有一个需求，只有一个我自身的完全感觉，这就是去影响我周围的人，我干得愈多，我便愈觉得快乐。"（《费希特书信》）
快乐来自行动！
何塞·马蒂说："言语最完美的形态就是行动。"
记者：我是搞影视制作的，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行动？而你最近在看什么电视？
陈维建：反映文革的电视剧《月落长江》。现在多的是所谓的都市偶像言情剧，走日韩的的路线，拾人牙慧乃至全盘照搬，没有什么意思，而文革题材已经不多见了。也有一些反映20世纪中国全景式的影视剧，在涉及文革时也多是一笔带过，有的干脆跳过文革，很没劲。20世纪的中国除了抗日战争恐怕就是文革才集中地体现了全民族的灵与肉的沉沦与抗争，在抗日战争（对外）方面，已经有了相当多的表现，而文革（对内），则是"宜粗不宜细"讳莫如深。作为重大的题材资源，这在世界上也是极难得的，而我们却不能看到相应的高水平的文艺作品；我们没有《辛德勒的名单》，有《鬼子来了》却不让放映；高行健写了《灵山》、《一个人的圣经》，他得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却只能算在法国的名下，这倒不重要，但中国却有人死活说他的得奖是个"政治阴谋"，悲乎哉！
记者：你不喜欢爱情故事？
陈维建：在米兰·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一书中，他对卡夫卡的《城堡》中一场性爱的场面给予特别的关注：两个陌生人......"地上满是一滩滩啤酒和脏东西"......在荒诞的诱惑中......"他用手搂着弗莉达，他太幸福，也是太惊惶地幸福，因为他觉得如果弗莉达抛弃他，他所有的一切也把他抛弃了。"这还算是爱情吧？不，不是爱情，如果人被放逐被剥夺一切，一个小小的才认识的、被拥抱在啤酒渍中的女人便成了整个一个宇宙——这没有任何爱情的介入。
不相爱的人都可以，难怪人们要说，在相爱的人眼里，对方就是世界，就是全部。而一旦一个人拥有另一个人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的时候，事情就开始坏了。拥有，就要导致消失。
她满足了他"所有的一切"的想像。在荒诞之中绽放出诗性的花。
但爱情是什么呢？我想起了电视剧《大明宫词》里张易之对太平公主说的话：爱情不仅仅是理想，而且是两个身体在进行对话。不仅仅是女性常常幻想的，形而上的，也是身体的，形而下的。在对方的身体当中发现自己，所以"幸福"，所以，"如果弗莉达抛弃他，他所有的一切也把他抛弃了。"
虽然"这没有任何爱情的介入"。
记者：你借此批评现在的"身体派"书写吗？最近有一本小孩子的书叫《正在发育》，似乎也是从身体出发，你怎么看？
陈维建："少年写作"的最大特征是角色意识非常强。这种角色意识使得一些少年作家获得叙述的自由与真实，因为在其角色范围之内，他有能力解决问题。但同时这种角色意识又使得他们无法冲破少年经验而被局限在"学生腔"里。当下一些个少年作家的出现多少与他们挣脱角色的限制有关，这样问题又来了，他们写一些与其年龄不相符的作品，冲淡了角色意识，作品与作者就无法构成对应的关系，他们成了学生角色里的异类，这也未见得是好事。
同样的情形在"女性写作"当中的角色意识问题上也是一样的。角色意识强，像象牙塔，有时是一种优势（我手写我身），但我看，更多是弱势（失去广阔的意义）。
"少年写作"是个自然阶段，主要体现在写作者观照事物的方法与态度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如果你还有志于写作的话，就必须有反省，有扬弃与确立的东西。
我期待一种耐人寻味的经过历练的从容与宽阔的叙述，它不一定处处机锋，但绵绵不绝引人入胜，那样一个"场"，使人置身其间而脱俗而透彻，简单而丰满，如饮醇酒。在这样的叙述之下，每一个读者都成为其中的角色，忘乎所以，美不胜收。一种引起互动的阅读，像恋爱，角色意识只是低层次的，最主要的是语言促成的精神交汇。
记者：如果你能够成为某一类人的一员，你希望会成为谁的同类？
陈维建：谁的同类？这是我一直在追询的问题，我喜欢与谁站在一起？就像明星档案里总列着的：你最喜欢的人是谁？在我的名单中竟多是"偏激"一族：庄周、鲁迅、郁达夫、陈寅恪、顾准、海子、余华、张承志；梵高、拉·甘地、卡夫卡、波德莱尔、约瑟夫·布罗茨基、哈耶克......作为个体，这些大都是"朋友"不多的人。从精神的意义上说，他们之间都应该是"朋友"，当然我的这个名单还可以有很多，这是一群站在人类灵魂的"痛苦的芒上"的孤独而丰富的人。就像波德莱尔写道：我的兄弟，我的同类。
记者：作为一个提问者，我能够成为你的同类吗？
陈维建：我不一定会是你的"同类"！我是"狼族"的人，而你呢？你属狗，呵呵，应该是一只斑点狗才对！（开玩笑的噢！）
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朋友。这是个严肃的话题，当然反之，也可以证明：我不一定不会成为你的朋友。我总说：任何不可能总指向可能。我当然希望我们成为"同类"，成为有共识同悲欢的朋友。我拒绝一种"精神撒娇式"的交往。什么是"精神撒娇式"的交往呢？首先是要有一些"精神撒娇者"，这是李锐对海德格尔、周作人、顾城此类人的说法，我把它泛化理解成当下许多新人类的表现。不接触的、缺乏诚信的、甚至虚拟的、朝三暮四的、矫情的，无数网上正在演绎着的可以随意点击、删除的，周期短但发作频繁的，"美丽的谎言"的，"小资情调"的这么一些事与人。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难理解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
记者：10年前的你是不是也像现在如此孤独？你不会到OICQ聊天？
陈维建：10年前，我还不知电脑为何物，更别说在网上与别人聊天什么的；10年前，我还在浙江的一个小村落里彻夜望着月亮，我想像月亮是个出口，世界却像是个闷葫芦；10年前，我像个井底的小青蛙，但我已经开始想聒噪一番，制造一些不平静；10年前，我写下了无数的诗歌却无处发表，"无处发表"是一种境遇，一种让我无比愤怒的状态......现在我站在中原的土地上，又陷入一种"无话可说"的怪圈当中。说什么？说了又如何？就在这个夏天，我们这些省直单位的编辑、记者们就在不停地学习、讨论，所有的人在张着口，吐出无数一模一样的气泡。像水里的鱼，在悲剧里摇头摆尾，玩出一些可怜的皱纹。我感受到了鲁迅先生早年的寂寞依然弥漫在天地之间......那么，10年后，我的本命年时，世界又会是怎样？葫芦里会不会有一些新"药"？在城市森林里，我看不到月亮，那个我小时候的美丽出口。她渐渐变成了一个伤口。
记者：但看你却是快乐得有点像"新新人类"，你怎么看"快乐"？
陈维建：《南方周末》（2001/6/21）上有一篇文章列出"快乐"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特征之一。"当然，他们（新新人类）也很清楚，他们没有办法把快乐贯穿到所有地方，因此，在文化领域就更是要崇尚快乐就是一切的原因。"其实"乐"的文化并不是在当下才被强调出来的。快乐永远是一种主流。我们知道西方的文化是崇尚快乐的，中国也是如此，历史学家庞朴说中国的文化总体特征是"忧、乐、圆、融"。自宋明理学（禁锢了人的天性）之后，中国人就乐不大起来了，更加一个世纪的苦难战患，似乎给人的印象只是"忧"，长得一张忧国忧民脸。我想，哦，原来我们都是想快乐的、都是需要快乐的，只是许许多多的人与事不让我们快乐罢了。
真正的快乐是自由的！就像鸟儿在天上飞翔，就像发乎心灵的歌唱，就像被雨儿爱着的风......
记者：风大了，演变成台风，则是恐怖。当下的恐怖主义真像是台风一样无情。
陈维建：呵呵，现在的台风都有了漂亮的名字。最恐怖的有最漂亮的名头，这也算是新世纪的一大特色，这似乎把人们心中的不安也消解了一些，台风好象也不那么可怕了。我久居中原地带，倒有点怀念起南方那种台风过境时的刺激，那憋着气停电的感觉。
有预言家说1999年9月9日"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那时的天空倒还平静，只是不过两年，人们就发现，恐怖就在头上。
美国最挺的工业文明的骄傲世贸大厦的轰然坍塌，让全世界知道好莱坞电影里的境头做得还不够真实：摩天大楼的倒掉是很难看到一点点解构的过程的，全是灰尘全是灰尘。与美国电影《地球反击战》中大厦被外星人炸毁的场景完全是两码事。"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毛泽东此言堪称经典，如今想起它，就像发现一个洞穿美国的老隧道。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活该。"（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
美国9·11事件后，我作了一篇文章《论世贸大厦的倒掉》，但不能发表，呵呵......
美国的被袭成为了中国的一个反面教材。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随之高涨，就像米卢给我们带来的快乐一样。这正是中国人的悲哀！自己被打，空会哭一阵，像小女人哭久了也歇菜了；别人被打，也不施以援手，倘是弱者如伊拉克被打，就表示遗憾，倘是强者如美国被袭，也表示遗憾，不忧不喜像过了更年期的老头子。是民族主义的鼓动，使得中国的民众变得民粹主义（极端）起来。
记者：我们有了愤怒，会愤怒，为什么没有好诗人？你写了十来年诗，现在也不写了吗？
陈维建：现在，诗歌是最受冷落的文学样式，写诗真正变成了一些人的爱好而已。但这或许正是诗歌本来的样子，回归于个人，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爱好，以获得自由表述的权力。
我想诗歌应该是对自己心灵的抚摸，一种自足的活动而已。不好对诗歌寄太大的希望，在我看来，诗歌永远是离名利最远的事业，你只能这样希望：诗歌，一片绿草地。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栖居"，诗歌可能就是提供给人类的精神栖居之所吧。
一开始写作总是有一些功利的想法的（因为通过写作而暴得大名大利的人也不在少数，成为明星的也很多），但时间久了，你就会发现写作本身给人带到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写作就是一种快乐。人总是关注自己的前途，其实如果再深问一下，什么是前途？什么才是好的前途？谁能说得清楚？前途是类似远方的概念，它诱惑人进步。很多人以为获得很多就是进步，比如从自行车到轿车，从土房到华屋，以为拥有就是进步；他们不知失去的更多，清新的空气、皎洁的月亮（甚至故乡）......
我想开始写诗的青年人目的性不是太强，往往能够写出好的作品来，一旦有了明确的目的，反而不好放开写作了。其实我最喜欢的写作状态就是随心所欲。诗歌是与生命密切相关的，就像人生来就是无任何挂碍的一样，它是超越一切规则的游戏。现在之所以没有好的诗与诗人，乃是因为诗人的天性被政治、经济等等的桎梏给束缚了。
记者：网络可以给你自由。你怎么看网络？
陈维建：就像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说的"感谢妓女"，网络就像妓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说"感谢网络"呢？呵呵......
记者：你期待什么样的未来？
陈维建：正如切·格瓦拉说，“等到拂晓时，我就成了未来的远征军的一员。”
（2001年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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