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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家代表、委员议政录作家心里的国计民生

　　　　王蒙委员：文化界应该将争论高尚化

　　王蒙认为，文化人应当主动从理论、文化传统、精神滋养上寻找和丰富和谐社会的概念、意义、任务、内涵与实现的路径，并做进一步的理解和阐发。“同时大家也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就是对当前种种妨碍和谐的现实问题进行研讨，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包括许多严肃的、尖锐的批评。”他说：“众所周知，文化工作者内部的争论也非常多。希望这种争论能够高尚化，不要变成个人的矛盾。更好地实行‘双百方针’，发挥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文化工作者的圈子习气。”他认为，文化工作者的内部应该是和谐的，起一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冯骥才委员：唤起民众对文化的热爱

　　自三年前倡议推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来，冯骥才就成了“最忙碌的人”。让他欣喜的是，这两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大进展，“这说明文化遗产保护已列入整个国家的视野，这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冯骥才说。但他也同时强调，“尽管我们有了基本形成的保护体系，但仍然跟不上它们受到冲击和破坏的速度。所以，最重要的是唤起民众对文化的热爱，只有老百姓认识到了并自觉地去保护这些东西，我们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首页>>>文化新闻作家心里的国计民生　　　　　　　　　　作者：晓丁　　　　来源：《文学报》06.3.16 　　　发布时间：　2006-3-20
		部分作家代表、委员议政录作家心里的国计民生　　　　王蒙委员：文化界应该将争论高尚化　　王蒙认为，文化人应当主动从理论、文化传统、精神滋养上寻找和丰富和谐社会的概念、意义、任务、内涵与实现的路径，并做进一步的理解和阐发。“同时大家也要有一种忧患意识，就是对当前种种妨碍和谐的现实问题进行研讨，提出自己的意见、看法，包括许多严肃的、尖锐的批评。”他说：“众所周知，文化工作者内部的争论也非常多。希望这种争论能够高尚化，不要变成个人的矛盾。更好地实行‘双百方针’，发挥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克服文化工作者的圈子习气。”他认为，文化工作者的内部应该是和谐的，起一种示范和引领的作用。　　　　冯骥才委员：唤起民众对文化的热爱　　自三年前倡议推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启动以来，冯骥才就成了“最忙碌的人”。让他欣喜的是，这两年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很大进展，“这说明文化遗产保护已列入整个国家的视野，这是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冯骥才说。但他也同时强调，“尽管我们有了基本形成的保护体系，但仍然跟不上它们受到冲击和破坏的速度。所以，最重要的是唤起民众对文化的热爱，只有老百姓认识到了并自觉地去保护这些东西，我们的文化才能传承下去。”
	张贤亮委员：政府应当营造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　　张贤亮认为，政府更应该是一个环境的治理者和营造者。它需要为老百姓营造一个宜居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应该实施公平公正的政治举措，财务公开，官员廉洁，解决好社会治安、医疗、教育等一系列问题。　　他还说，可怕的是遇到急难时无人援救。群体性的灾难如矿难、泥石流等由国家救济，但贫困家庭，遇到灾难无法抵挡时，有三五万就能解决问题，却往往无人理睬。他说自己每年捐好多钱出去，培养大学生、资助贫困农民，还搞了个阳光救援行动，每年都捐十几万元，可照样要缴纳数额不菲的税。这样的现状，会影响不少人捐款的积极性。　　　　黄济人委员：抢救全国的抗战遗址　　黄济人说，抗战的历史是国人不能磨灭的记忆，但不少记载着年代记忆的旧址，如今却由于缺乏保护及无度的房产开发，面临灰飞烟灭之虞。“一些珍贵的遗址被破坏被拆除，还有不少因年久失修得不到保护。一些投入了资金保护的遗址，因交通等原因，未能很好发挥作用。”他建议，考虑修复部分交通环境好的抗战遗址，作为文艺界聚会、活动地点。　　　　　舒乙委员：保护古城　　舒乙说，他从北京市政协到全国政协，近20年的政协委员经历，工作核心就是保护传统文化。他认为，目前对古城的保护存在两大误区。一是“有些人还把高层建筑和道路宽阔作为衡量现代化的尺度”，二是规划。他联合一些文化界的委员提交一份提案，建议开放十几个特别优秀的四合院，把这些院子变成博物馆、俱乐部和宾馆。　　　　　叶文玲委员：科学限速，发挥道路资源　　叶文玲提出，不科学限速，是对道路资源的极大浪费，她联名其他10名委员，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科学限速，改变目前一些地区普遍偏低的道路限速，充分发挥道路资源。　　　梁晓声委员：为贫困群体鼓与呼　　梁晓声说，他最关心两个问题，一是农村问题；二是城市贫困问题。要反映这些人看不起病，孩子上不起学，生活困难的现状，因为“关注贫困群体，让他们得到起码的生活保障比文学更重要。”他的创作也时刻关注着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的命运，他说，“我之所以关注这样一些人的生存状况，是因为，我对贫穷确实像别人所说是敏感的，我对于社会公平本身也是敏感的。” 　　　王旭烽代表：关注残疾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王旭烽说，之所以注意到残疾人的精神和文化生活问题，是因为去年的这个时候接受了一个任务，写一部关于浙江省宁波市残联工作者王延勤事迹的纪实文学。王延勤因工作过劳去世后，当地所有的残疾人为他守灵三天。她认为，中国有6000万残疾人，相当于英国或法国的人口，如果加上他们的亲人，那么这个群体涉及到2亿人。我们要充分考虑到这个群体的利益。　　　　池莉代表：呼吁建设现代化大农业　　池莉认为，之所以要呼吁建设现代化大农业，是因为现在一望无际的良田几乎已看不到了，土地被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高浓度的农药被滥用，破坏了土地的品质，土地已不再肥沃了。应对土地进行大的变革，让农技人员发挥更大的作用，让土地恢复造血功能，以支持一个国家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何申代表：关注与农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　　何申关注的问题都和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他说河北农村通过一建三改（建沼气池、改圈改厕改灶）生活质量提高了不少，他知道农民最怕的是有病，最难的是交学费，两大陋习是随礼与赌博。他的提案一是关于农村新型医疗改革的，希望加大对乡镇卫生院的投入。二是对水源地保护进行有偿补助，还有一个就是建议公务员的考试录取常态化、制度化。　　　赵玫代表：保护“老”天津　　赵玫表示，她会积极响应天津代表团提出开发建设“滨海新区”的议案，同时她也提出，天津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史遗存、文化积淀十分丰厚，一定要使天津的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发展相协调。　　　　彭学明代表:最关注“三农” 　　彭学明说，他最关注的是“三农”问题：“农村、农民、农业，是党和政府永远的牵挂，也是我们人大代表永远的牵挂。我是农民的孩子，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我知道农村那些父老乡亲的疾苦。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的问题解决好了，中国前进的步伐就更快了，中国的社会也就更加和谐了。” 　　　毕四海代表：必须大刀阔斧地反腐败　　毕四海认为，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固然重要，但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同样重要。他认为，目前的主要问题是部分领导干部“民本思想”的丧失。由于心中没有百姓，没有百姓的利益，一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疏远，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民本思想’丧失，就失去了为政者的基本道德。”他认为，政风要端正，必须大刀阔斧地反对腐败，从根本上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建立廉政文化。　　　　霍达、王为政代表：对社会冷漠症说“不” 　　霍达、王为政认为，我们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冷漠症”，相当一部分人物欲膨胀、私欲膨胀，使得爱心泯灭了、良知泯灭了，对他人的爱、对社会的责任感削弱了。改革开放增强了我们的国力，无论是经济、精神上。但是改革也非常痛苦，它牺牲了我们很多好的东西，古道热肠的事少了，人人扑向了物质。社会应不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晓丁